上海时间——世界眼中一个中国城市的变迁
某种程度上，上海的夜有多繁华亮丽，她背后的来路就有多艰难。
4月30日20时10分，属于上海的时间从这一刻开始。
2010世博会在此拉开序幕。烟花腾空，旋即湮灭，奋不顾身的瞬间绽放，仿佛只为看一眼浦江之上的旖旎，在这座城市最为美丽的时刻。这是等待了百年的开场——不仅仅是为一场人类成就的盛会，更是一座城市的再次自我发现。
上海，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她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曾经的中国，乃至世界，曾以怎样的眼光看待这座城市，以及她在整个城市进化史上的几度进退？
今昔何夕：上海进化论
当繁华落尽，上海如何背负改革开放30年狂奔背后的隐疾和债务？下一步，上海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又将往哪里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这里是上海。
此刻，她是世界目光的聚焦点，今后6个月，也会是，今后许多年，也许仍会是。
这座城市的勇敢，缘于她所背负的沉甸甸的过去。
检视历史，你不能不惊叹于清朝学者陆士谔让人称奇的精确预言。他在1910年出版的小说《新中国》中，以写梦的形式畅想未来，预言100年后，中国将举办万国博览会，地点便在上海浦东，还设想黄浦江上将架大桥，黄浦江下筑越江隧道，跑马厅（今天的人民广场）附近建“新上海舞台”。百年后的今天，他的预言一一应验。
事实上，并非只有中国人曾对上海寄予厚望，数百年来，无论是这座城市的艰难蜕变抑或自我重塑，都能在西方人眼中找到线索。
埠头初开
关于上海的预言仿佛从未停止。
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属的“阿美士德勋爵号”船长林赛德，从望远镜中看到一片广袤的海岸。在这片淤泥荒滩上，一阵阵飞鸟划过芦苇梢。这里，就是上海——彼时只有30万人的江南普通县城。
18天后，林赛德船长回到英国后，在其撰写的《“阿美士德勋爵号”货船来华航行报告》中，预见了今后上海的地位：“上海将成为长江的入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而当时，广州才是满清的外交、外贸中心。
但林赛德船长所言不失。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之后一个半月内，11家洋行拥入上海滩。
自此，黄浦江中汽笛声不断，跑马路旁灯火长明。
东方巴黎
1847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登陆上海。1905年，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大清户部银行也在外滩设立，户部银行是民国以后成立的中国银行前身。
而上海第一次与世博的触点，亦是在此时。上周的新加坡《海峡时报》便以全景式报道再现了那段历史：1904年，经过数番努力，清政府终于获得资格第一次参加万国博览会，彼时身为中西结合的“颓废之都”，上海责无旁贷成为清政府首届世博亮相的幕后团队，甚至展馆设计都依靠上海。这次美国圣路易斯万博会上，《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歌曲《茉莉花》，从此开启这首民间歌曲的世界成名之路。
1921年，大洋彼岸的美国《时代》周刊更是第一次放眼打量上海：当年3月27日，一篇题为《中国：战争？》的文章结尾，记者这样介绍上海：作为游离于江苏治辖之外的城市，上海的港口对于这个国家的对外贸易而言必不可少，而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将随着经济带来的便利而被逐渐认识。
仅仅6年后，上海便验证了《时代》的预言——1927年，宋子文决定把中央银行设于上海，随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将总行迁来，并最终形成“北三行”“南四行”的并立格局，随后，中国几乎半数以上的民族资本家接踵而至，洋行、外企纷纷落地，上海作为东方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式确立。
于是，作为一座国际都市，上海的骄傲和从容便无人能够撼动，即使是残酷的战争。
1945年末，《时代》周刊记者记录了这样的上海——毫无疑问，这里仍是东西交汇金币叮当作响的大都会。老弄堂和大洋房相映成趣，街上行人涌动，自行车、黄包车和老爷车到处拥塞，酒吧和夜总会依然夜夜笙歌……这是上海的气质——即使在战火的废墟中也要保持生活体面与乐趣。
上海新革命
正如许多上海人怀念的是旧上海，大多数西方媒体对于1949年前后的上海，充满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共产党的接管，是否会令上海失去原有的活力？事实上，建国初期，由于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大多公私合营，政治与经济注意力的北上，令上海褪去奢华，过起节衣缩食的日子。1980年，邓小平决定沿海岸线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开放为经济特区，上海不在其中。
也就是在这时，上海显示了一个国际都市的珍贵品质——它以一个直辖市的能量默默承担着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强，把自己地方财政收入的80%上缴国家。“长期的超负荷贡献让上海人90年代末之前的生活条件颇为艰难，尤其是住房和交通，生活的不易让上海人不得不为一个水表走字，一个煤炉占位，甚至一根葱的价钱而斤斤计较。”上海人默默为此付出了40年的代价，起码两代人的生活被严重影响，而由此形成的市民心态和世俗文化的持续则更加深远。
昏黄、清冷，一度成为七八十年代上海景象的写照。为此，1990年，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这样自责：“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5个月后的春日下午，浦东大道141号门口。没有放鞭炮，没有敲锣鼓，“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两块木牌，不声不响地挂上。这个几乎沉默的仪式，开启的却是上海崭新的命运——浦东，就此开放。
但是，弹丸之地，能开放得多大？
上海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此后长达17年的时间里，上海一直以两位数的增长领先全国。1989年，这座城市的人均GDP还是5000多元人民币，到2008年，就成了73124元人民币。此组数据，成为这个时期外媒蜂拥报道“上海奇迹”的主要佐证。
短短数年，上海再次成为总部之都——英特尔把旗下五大事业部之一的全球总部搬来上海，IBM亚太总部搬来上海，戴尔把亚太运营中心，以及宏碁、AT&T、索尼、飞利浦、巴斯夫和杜邦等“全球500强”，把区域总部先后从国内外其他地方迁至上海——这一幕，仿佛1843年重现，昔日的窗口一夜洞开，盛世奇景的上海滩，续写的是断裂了的百年传奇。
2009年，美国《新闻周刊》发出感叹：上海崛起，而香港则成明日黄花。
百年再出发
以世博会为界点，一向矜持的上海似乎有太多的理由为自己欢庆——她以1900万人口的庞大身姿跻身全球大都市之列，超过750家外国跨国公司在这里设立办事处，200多米高的摩天大楼多达30多座。漫步上海街头，仿佛置身于曼哈顿闹市，拜金女郎帕里斯·希尔顿造访上海时都不禁感叹“上海看上去就是未来”。
也是在此时，世界媒体对上海的关注达到高潮——德国《每日镜报》、法国《快报周刊》、韩国《中央日报》、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纷纷推出系列文章，关注这座城市的荣光，以及背后的进取之路——经过数十年的“冬眠”和自我挣扎，上海重返王者之位，借2010年的世博会，恰成举世瞩目的焦点。
那么，顶点之后呢？
事实上，随着土地资源的后备不足和本土企业的竞争力欠缺，上海在腾飞的背后，也遭遇三岔路口何去何从的困惑。
面对外来企业把控市场的局面，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发问：为何上海出不了“著名企业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探讨：与旧上海注重创新相比，小白领文化占主流的新上海，可能有中国最好的日常管理人员，但必定缺乏具有创新冲动的企业家……
而美国《新闻周刊》在《上海习惯》一文中提出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鸿沟：“这个无阶级差别的和谐社会其实正在分化——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在那些改革初期的获益者和现在才慢慢富裕的人之间。”
种种隐含的危机，最终导致的是身份迷失。《时代》周刊在《上海重返巅峰时刻》中这样总结：在追逐新潮的过程中，上海正逐渐失去它与众不同的特质。而生活在这里的精英们，遭遇的则是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机——当繁华落尽，上海如何背负改革开放30年狂奔背后的隐疾和债务？下一步，上海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又将往哪里去？
正如上海可以轻易成为东方巴黎，但短时间内绝不会是东方的华尔街，与其说，这是上海的瓶颈，不如说是整个中国都必须直面的难题。
“宁愿被人嫉妒，也不要被人同情”——很显然，历经几度沉浮，上海早已云淡风轻。当整个世界都进入上海时间，她知道自己更需要的是什么。
百年之后，世博梦圆，那么，下一步，就是重新出发。
在媒体所青睐的意见领袖和各界精英中，上海男人几乎占据半壁江山。
上海男人新长相
或者，从根本上说，上海男人没有变，变的，只是那些观察他们的眼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上海男人——这是一个多么意味深长的词语，它是一个名词，但更像立场鲜明的语气助词，它所能表达的复杂意味，远远超过山东男人、东北男人和广州男人同类短语……它的存在，构成的是当代中国对于上海的持久误读。
从龙应台1997年在《文汇报》专栏中一篇《啊，上海男人》而引发的旷日风波说起，国人对于“上海男人”的口诛笔伐已经持续10多年之久。如今，回头梳理来龙去脉，不禁发现，就在上海完成王者回归的涅槃同时，上海男人也在改变。
当首都机场外的宣传牌上出现刘翔和姚明，当韩寒的一举一动都成为80后的风向标，当周立波靠海派清口撑起上海人的场子，至少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中国向上、阳光的一面正由上海男人来代表和传达，他们，为国人乃至世界解读自己，提供了更为现代和具体的样本。
批判史
至今，许多上海人恐怕仍不会忘记，1997年，在摇摆的车厢里就着报纸上的蝇头小字读到这篇《啊，上海男人》时，心头所萌生的一片苍凉而又忍俊不禁的黑色幽默。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儿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啊！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
凭借外来者特有的敏锐和不客气，台湾女人龙应台，从此正式拉开“上海男人批判史”的序幕——后来，洪晃曾在林冬甫的沪语节目里，用夹生上海话明着赞许、实则嘲笑地说着上海表哥细腻得收纳Burberry的围巾、王志文同志的袜子永远注意颜色的细节搭配；就连《读城记》里，易中天偶尔也会对上海男人轧上一脚，而且是在时隔些许年后……
而如果说十年前上海男人的“过错”缘于“1年收入赚了100元，87元全部交给国家了，剩下13元上海人再弄一年”（周立波《笑侃三十年》），那么，十年之后，当上海实现节余自用，除了做家务、怕老婆之外，上海男人毫无疑问更加宽阔、隐忍和灵活。
更国际
仿佛是为了扳回一局，世博会开幕前夕，上海社科院公布的“上海人形象实证研究”显示，怕老婆、做家务、勤快等上海男人长期受人嘲讽的特质，似乎更接近世界潮流，调查中，许多西方女人表示，在她们眼里，“上海男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丈夫”。由此说来，上海男人是国际货，他们的市场不在于国内，而在于西方。
一批涌现出的新上海男人中，韩寒最近上榜《时代》周刊百大影响人物名单，刘翔和姚明则因在体育上的出类拔萃而早为世人熟识，甚至立足沪语的周立波，也被西方媒体作为上海现象加以解读……其视野之宽，辐射之广，国际性成为新上海男人的标签之一。
事实上，上海男人之所以能走向世界，与上海一直以来所谓“崇洋媚外”的心理大有关系。上海人骨子里有着外向的眼光，不把内地文化里的出人头地当作荣耀，如果想玩，就玩成国际的。这种骨子里的媚外也一直为国人唾弃，但不得不承认，上海人对国际水平欲罢不能的追逐中，在乎的其实是一种更高的标准。
“更高更快”
上海男人多出文官，少见武将，但上海却接连走出难得的体育优秀人才，如姚明、刘翔、范志毅。
有上海人说，姚明是一个非常好的上海人的代表。
事实上，除了身高，这个东方小巨人在运动上没有任何长处：他有一只耳朵是聋的，这对运动员来说是个劣势；他的臂展比身高要短10公分，在篮球上同样毫无优势；他的跟腱特别短，人跳不起来——这样的条件，一般人恐怕不敢把自己送上球场，但姚明做到了。
成就姚明的，是他的刻苦，是他作为典型上海好孩子的特质——肯下功夫，逼迫自己，愿意将自己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从头开始。有人说，如果姚明不到美国，他在中国绝对达不到今天这个高度，事实上，大多数上海男人都会选择姚明的路，因为，他们的舞台，不只是中国——这是从小在国际都会中领会到的强者生存的本领。
所以，姚明并不是上海男人中的异类，在个性气质上，他与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上海男人一样：不张扬，不强硬，不好斗，不出头。最多，也只是舍得对自己狠心。
刘翔的转折点在于2008年的奥运退赛，因为一个转身，之前所有的荣誉和痛苦，都被全然否定，愤怒、攻击和谩骂扑面而来，几乎没有人能够走出集体情绪裹挟的怪圈。对此，刘翔、刘翔的教练、刘翔的家人，不回应，不解释，不反驳，一直保持着沉默，刘翔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疗伤，养伤，恢复训练。与此同时，上海的媒体也不发一言。这是上海男人的作派——敌对情绪面前，最好的办法是不予理会，保持沉默。甚至中间数次有粉丝探访被刘翔飞车甩掉的新闻传出。一年后，刘翔选择在上海复出。那一枪，他跑出了13秒15，表现堪称完美，而赛后的调查更是显示九成网友对刘翔复出感到满意。
姚明说话幽默得体，刘翔举止自然大方，身为土生土长的上海男人，其言行举止可视为上海男人的缩影：有耳不听窗外闲话，有嘴不辩门外是非，不张扬，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情。
更冒犯
上海人骨子里向来有种爱谁谁的劲儿，90年前，女作家张爱玲堪称当时的离经叛道者，后来，上海男人陈丹青继承这股遗风，清华辞职后便开始了与体制的漫长叫骂。而十年前，当陈丹青从体制抽身，归附自由，正值少年韩寒赢得新概念作文大赛后从校园中退学，两个年龄相差20岁的上海男人，从此是同一阵营里的战友。
韩寒的冒犯，体现在对于世事的畅所欲言，也体现在字里行间的一个“真”字。这种品质在十年前并不普遍，更何况那时他只是一个黄口小儿，所以，韩寒的勇敢，就在于将男人的反叛与80后的锋芒炼成自己的武器，如《西游记》中的红孩儿那般拉开架势就开始叫阵，哪管什么颜面与关系。当初与作家白桦的对骂，多数人怪他不尊长者，但后来发现，这厮眼中只有真伪，非但长者错了要反，那些当权者该骂也骂，直到今天，每当社会事件出现，等待韩寒的檄文已成大多数人的习惯，当集体发声消于无音，那么韩寒响亮的声讨无疑比辟谣更有公信力。
如今，十年过去，在即将上位社会中坚力量的80后群体中，最为冒犯者，仍为韩寒。他非但没有江郎才尽，反而一直在保持匀速出书；他也没有如有人预言的三分钟热度那般放弃赛车，而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赛车手；他的每一篇博文都针砭时弊叫骂四方，每一次发言都是新闻媒体的焦点，他的身后，是众多面目模糊的80后、90后甚至70后，各人心中自有一个韩寒，只不过，每一个，都有其不为人知的功用。
而韩寒，无疑刷新上海男人另外一重定义——那就是，除了独善其身的生存哲学和享乐至上的良民心态，上海男人同样可以是政治的、犀利的、在公众表达中毫无避讳的那一个。
更狂妄
新上海男人中，也有硬朗好斗的，譬如范志毅。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在球场外，范志毅都腰杆子挺得笔直，一副威武样子。他踢球踢到亚洲足球先生，打架打到满城风雨，甚至有“范大将军”的美誉。
如果说范志毅的好斗多少带有武力的粗犷，那么周立波的斗便是狡黠而飘忽。事实上，从性格深处而言，周立波身上具有的，更是旧上海男人的性情——江湖气、油滑气和成功面前无法自控的狷介之气。周立波的才气不可忽视，但种种劣迹也一并传出，年轻时坐牢，前妻博客曝光的暴力与吸毒公案，与大哥关栋天之间的决裂和宿怨，以至于后来与郭德纲之间的隔空互掐……无怪乎有人说，周立波身上，上海男人的促狭一览无余，但同时，他也有着新式男人的机智、幽默和抗压力感——他懂得自嘲，并对迎面而来的嘲笑绝地反击。上海有句老话：“做人要做杜先生。”周立波要成为的，就是一个如杜月笙一般“讲义气”、“说话算话”的上海男人，当然，这义气和江湖都是上海式的。
从余秋雨颇有矫饰的大师风格，到韩寒直爽率真的个人表达，上海男人在变，但不变的是，总有人真心喜欢他们——每个时代都会有特定的面孔和符号，每个时代的上海都有仅属于当下的男人们。
而正如当年龙应台写《啊，上海男人》，从开始动笔到最终完成，她自认对上海男人不曾有过任何促狭的想法。或者，从根本上说，上海男人没有变，变的，只是那些观察他们的眼光。
路易吉通过上海的发展来观察中国的变化。图为他在上海火车站前留影。 路易吉/供图
上海是中国的“最前线”
——一个外国商人眼中的上海
“上海和北京的关系，让我想起了米兰和罗马之间的争斗”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宋媛发自北京 上海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这里旅游、学习、工作。
路易吉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来自意大利，经营一家亚欧进口商品和原材料的贸易公司。“我每年来上海六七次，每次到中国总感到非常愉悦。”在路易吉眼中，上海是一座迷人、充满魅力、让人兴奋的城市。
“虽然上海并不是那种古典美，但却是一个让人每次接触都能够产生兴奋感的城市。”这个城市最打动路易吉的地方，是“它永远处于不停滞的进步当中”。强大的外力不停地在重塑这座城市，“我从未见过世界上其他地方能够像上海这样，以神奇的速度经历着从小渔村发展到世界重要的贸易金融中心的过程。”
因此，在上海见到的外国人远远超过其他中国城市，即使在同样受外国人青睐的北京，路易吉依旧认为与上海有着明显的气质差异。
“虽然两个城市我都喜欢，但我更喜欢上海。”在路易吉的印象中，北京有很多古老的建筑物和街道，风格很传统，上海则不同，到处洋溢着现代气息，无论是公共设施，还是各具用途的建筑物外观。
与其他亚洲和西方大都市相比，路易吉认为中国的城市有其独特的气质，而上海更是“中国的最前线”，因为它给中国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观象站”，通过这个观象站，我们能够知道中国接下来会怎样。
路易吉喜欢到上海老西门的豫园城隍庙，正宗南翔小笼包，几乎是他每次来上海都要品尝的美食，“城隍庙甚至比东方明珠更能代表上海。”
“闲暇时间我最喜欢去的三个地方非徐家汇、陆家嘴和外滩莫属。”另外，上海博物馆也是路易吉必去的地方。
由于路易吉是典型的商人，平常接触的大多数上海人基本都是工作关系。“我也接触过北京客户，但是比起北京人，上海人的开放特征更加明显。“最让我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个城市的人都以自己的城市为豪，经常批判对方的城市。作为意大利人，这让我想起了米兰和罗马之间的争斗。”
路易吉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总结这种差异——和上海人在一起如同过工作日，和北京人在一起如同过周末。
虽然到现在路易吉还没来得及去世博会参观，但今年三月份来中国的时候，上海在筹办世博中体现的凝聚力和组织能力却让他印象深刻。在上海的朋友告诉他，很多建筑物似乎做了整容手术，尤其是他们原来住的那条街，路面重新铺了一遍，道路上的护栏也重新油漆了。
予人公平，城市才能更美好
【作者】葛剑雄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如果城市的人感受不到生活更美好，那么，城市的建设还有什么动力可言呢？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这些天的世博会上，经常听到有人在设问：上海还能重现辉煌吗？提问者未想，今日之国民生产总值已非往昔所比。因此，向后看不如向前看。所谓“上海再出发”，这只是一个抽象的说法。它意味着，世博会能给上海提供怎样的发展机遇？而我们又将如何面对这个机遇？
上海机遇
从上海的基本建设和城市规划来看，这个机遇已经有了。因为在筹备世博会的过程中，上海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建设。
比如，上海地铁的通车总里程已达到420公里，目前在世界城市中排名第三，而它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展到500多公里。可以想见，如果不是为了世博会，即使上海筹措到这么多资金，国务院也未必批准。上海现在有两个机场，4个航站楼，吞吐量也进入世界前茅。再加上即将通车的京沪高铁，以及从上海到杭州、到南京的城际铁路等，上海的轨道交通相当便利，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硬件条件。
与此同时，中央已批准上海建成世界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服务对象主要面向国际。“世界中心”的要求比“国际都市”更上一层，除了需要硬件设施，更多的需要“软件”。这其中，包括经验、人才、管理等方面。
我想，本届世博会将会成为一次“软件大演习”，有关城市发展的经验、理念、新能源和多元文化等要素，给上海提供了一个向世界全面学习的平台，也令上海市民前所未有地接触世界文化，接触世界上各色人等的气质。这种机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也是中国其他城市所没有经历的。
上海作为一个城市，怎么样使它的生活更美好？我们可以借此平台检验，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调整。
从理念到现实
当然，从理念到现实还要走很长的路。世博会上展示的未来城市，目前离我们的生活还比较遥远。
比如，“零碳”建筑物，虽然不产生二氧化碳，但成本很高；再比如，晚上照明用的LED光源，虽然节能高效，但同样成本巨大；此外，不少产品上游的知识产权还掌握在国外手中。
因此只能说，上海世博会的确提供了一个发展机遇，但机遇转换为现实则是另一回事。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增强改革开放的力度。浦东新区现已获得了配套综合性改革的授权，但是怎么改？包括城市体制怎么改？这些都要进行探索。要想建成世界金融和航运中心，亟待相应的制度改革、管理改革、观念变革以及大量人才。
人才可以一方面引进，一方面培养。而与“人”相关的改革最重要一点是要提高民生。有人一直说：城市，使生活更糟糕。问题不是所有的城市，城市发展的所有阶段，都会使生活更美好；也不是城市能使所有的人都能生活更美好。因此，口号的实质就是民生，如果城市的人感受不到生活更美好，那么我们城市的发展目标是为了什么呢？城市的建设还有什么动力可言呢？
怎样重视民生，使城市中的人过上美好生活，事关城市的发展能否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民生的深意
而民生的关键，是我们怎么尊重每个纳税人。无法否认，城乡之间，不同的区域之间，还有城市内部中，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
富人的钱从哪儿来？我想，绝大部分也是劳动致富，但不能排除通过权力和非法手段的巧取豪夺。现在经济发展了，政府手里集中了很多纳税人的钱，怎么用好这部分钱帮助弱势群体、合理分配到社会发展的轻重缓急问题上？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
我曾经到某一城市出差，眼见当地绿化很好，但人民工资很低，老百姓的钱都用来铺草坪了，难道这样就是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吗？
我曾经到国外为上海申请国际花园城市做推广，当我们给评委看录像，展示上海的美丽时，评委却问，纳税人花了这么多钱美化城市，他们都同意吗？将来的独生子女又能承担这些建设费用吗？
可见，作为花园城市，保证民生也是第一位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要解决很多问题。例如，一般一个城市，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1万美元时，会出现从城市向外迁移的过程，但上海没有。人们为什么现在还愿意留在城市？这恰好说明，城市的资源没有均匀地投向周边，城市边缘或者外围条件现在还比较差。此外，上海的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重，怎么应对老龄化问题亦是上海的挑战。
为了普遍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宁肯建设的步伐慢一些，规模小一点，也要构建民生，要予人公平公正。否则，最终呈现的只能是少数人的美好城市。
（本报记者邓亚君/采访整理）
新华网 （ 2010-05-10 09:25:38 ）
